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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米乐体育官方登录器 发布时间:2024-07-15 05:12:36
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不良反应。在医学上,他们被称为“药源性致死”。也就是说,他们不是病死的,而是吃药吃死的。这当中,40%死于抗生素的滥用,该数字使中国变成全球上滥用抗生素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
有消息称,国家发改委计划降低24种抗生素药品零售价,平均降幅约在30%~40%。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得到确认,一位负责人说,“肯定会降,就在近期,文件正等待有关领导最后签发”。“降价令”与去年年底国家药监局出台的“限售令”,被一位医药界知情者评论为“对药厂和药店是连续两记重拳”。被业内称为“289号文件”的“限售令”,要求从今年7月1日开始,所有在零售药店出售的抗生素药品必须凭医生处方购买。
记者从北京一些零售药店了解到,单价为50多元的抗生素药“泰立特”(一种阿齐霉素)可能被列入降价名单。该药生产厂商北京太洋药业公司销售部周女士对记者表示,“名单最终还没确定,还要等等看。”但“降价令”如果实施,肯定会极大压缩公司利润,公司正准备对策。
事实上,一些早获消息的制药集团代表曾联名写信给国家药监局,认为“降价令”和“289号文件”有悖监管初衷。哈药集团总经理刘存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,这会使该集团抗生素产品光在价格上今年就要损失5个亿。
药店的担忧更为直接,因为抗生素药品在零售药店销售利润中约占三分之一。北京德威治大药房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说,药店的利润已经很低,两项政策将使药店生存更艰难。“以目前状况看,85%以上的抗生素用量都源自。这个规定相当于把药店在这部分的利润,一下子转移到医院”,前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。
国家药监局本月中旬在京召集了一个媒体通气会,计划将于5月开始举行“合理用药、安全用药”公益宣传活动。与会记者最关注的问题是:抗生素滥用问题的根本症结到底在哪?处处长张冀湘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时面有难色,“我们也预计到落实情况不会太好”,他说,“这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,是个不断推动的过程。”
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目前使用量、销售量排在前15位的药品中,有10种是抗生素。住院病人使用抗生素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%以上(国外一般在15%~30%)。
北京大学临床药理李家泰和记者说,细菌就像人一样,是个生命体,其适应能力非常顽强,第一次用药把它们杀死了,第二次它们就可能只受一点损伤,以后再用药就基本不管用了,“这是所谓耐药性”。目前,全球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病例中,呼吸道疾病、感染性腹泄、麻疹艾滋病、结核病占85%以上,引起这些疾病的病原体对一线抗生素药物的耐药性几乎是100%。
李家泰认为,使用抗生素必须尽量准确,判断菌种、剂量、用药时间等,“错一点就会引起不良反应,破坏人体免疫力,诱发细菌耐药”。但我国恰恰在这个最需要小心谨慎的用药环节上,多年以来忽视或漠视。“抗生素使用必须依照医生处方,这在其他几个国家是个最基本的常识。”她说。
李家泰指出,滥用抗生素是一个关系到全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,一些药店和药厂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,“利益难道比患者的生命更重要?”
问题的重点是,抗生素药物的生产及流通过程中,谁获得了最大的利益?到底是哪些人不愿放弃既得利益,甚至漠视患者的生命安全?
中国执业药师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学专家向记者提了个问题:医生拥有处方权,可医生也会受到“利益”的引诱,现在又没有针对抗生素药物使用的严格标准。他举例说,很多患者到医院就医,一个小感冒就用上百元的抗生素药,而事实上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,使用抗生素根本于事无补。“患者为何会倾向用高价药?抗生素越贵越好的观念是谁传递给患者的?”
资料显示,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%,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58%,远高于30%的国际水平。
河北石药集团一位销售主管和记者说,医生总是选用昂贵的药物。只有销售高价药物,并且尽可能多销,医院才能“提留”足够高的利润,“这根本不是秘密,而是个公开的事实”。
该公司的主要抗生素产品是欧意、维宏,目前也在等待降价和限售的冲击。但他不认为这能根本解决“滥用”问题。一方面,“限售”只是限制了在零售药店销售,而医院才是销售抗生素的“大头”;另一方面,“降价”也只是部分产品,在功能上能够替代的“新药”很快就产出了,医生们仍会选择没降价或是新的高价抗生素药。“一个极端的例子是,一些对患者来说便宜而有效的抗生素药品,因为价格降得太低,中间环节利润被摊薄,医院干脆拒绝采用,而生产厂家因为市场不断萎缩,只好停产。”这位销售主管说,对于多数普通患者,“他们完全是被蒙蔽了”。
有5年医药销售经验的曹海(化名),就职于华北制药集团销售处。他对记者说,药价高居不下的原因很简单:利润都被复杂的中间流通环节吸纳了。
他举例说,华药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呐(5代)(一种中档粉针剂类抗生素),出厂价大约3元/针,但经过“大批”、“小批”、“医院代表”等一系列销售环节后,在医院卖给患者竟然能达到30元/针,中间环节加价达10倍。
曹海去山东某县出差,发现当地农民上医院看病,想打一针便宜的青霉素纳盐(一种低档的抗生素药),都得走后门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,给医生塞个小“红包”,都比用高档消炎药合算。
(化名)在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做“医院销售代表”,他的日常工作就是进行“医院公关”。他对记者说,抗生素产品走的量最大,对价格也最敏感,因此市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,“没办法,都想进医院,医院利大”。
他的工作,就是打通医生、药剂师、医院领导等医院的主要“关卡”。“给钱比较直接,还有间接公关,比如搞一些培训和科研活动,安排医生或医院领导出国参加学术活动等。但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把药卖到医院。”张说,一些小型医药公司销售政策灵活,“公关”活动就更加赤裸,而大公司实力强,“公关”活动就相对“文明”些。
从来不去医院买药,如果朋友或亲戚想用点抗生素,他“一般能拿到批发价,差价太大了”。
“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怪圈”。石药的销售主管分析说,理想情况是,医药市场之间的竞争之后优胜劣汰,市场秩序渐趋合理,商业利润降低,消费者从中获益。可是在我国的医药市场中,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“垄断销售机器”,没人能撼动它。药品经销商为了打入医院销售体系,就必须提高药品价格,以便能分摊出利润空间去搞公关,结果是价格越高的药,越容易占领市场。
畸形市场造就了恶性的竞争者。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,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已从20年前的500家狂增到7000多家,这一些企业中拥有自主药品知识产权的只有3%。华北制药的曹海认为,目前不少所谓的“新药”、“特药”,从研发到推广都是“利润导向型”。
他说:“在全国兴起的各种小型‘医药公司’,许多都是一锤子买卖,看准一种药品的疗效和市场有前景,就迅速投产,其实研制成本极低(不过是原料费用加上委托加工成本),然后尽量定高价,用高回扣的办法挤进医院。”
扭曲竞争使药品企业都维持着庞大的促销员队伍。据统计,一些药品企业直接或间接聘用的营业销售人员数量,经常达到生产人员的1.5倍甚至更多。这些“医药代表”的收入只与销售额挂钩,在推广活动中各种腐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“医药代表”的收入与他在医院的关系和活动能力成正比,“上不封顶,很刺激”。这个行业目前吸引了许多医学院的毕业生,一些了解内情的医生也辞职下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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